一、思想基础

1934年至1938年，石泉一批青年学生先后考入兴安师范学校和安康中学。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政治风云际会、变幻莫测之时。1933年1月至1938年7月，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及其游击队在石泉县开展了长达5年之久的游击斗争，尤其是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中共根据地，使学生的民族意识和追求进步的思想大大增强，要求抗日、反对卖国，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光明、反对黑暗的思潮日益高涨，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和希望，增强了必胜的信念。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8月，兴安师范聘用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师任教，向学生介绍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进步书刊；讲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引导学生研究社会科学，开展中国社会性质、抗日救亡问题的讨论等。在安学习的石泉籍学生也受到教育，思想空前活跃，成为安康革命进步中最活跃的分子。1936年12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安康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掀起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热潮。兴安师范的师生更高地举起了抗日救亡的火炬，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以及各县旅安学生同乡会等社团，办壁报、出书刊、举行讲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上学期，石泉籍学生罗锡九被兴师学生自治会推举为自治会主席。5月，兴师学生自治会联合附近各校，利用“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纪念日，走出校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唱歌演戏，开展救亡宣传活动。5月30日中午，兴师学生自治会组织四个宣传队，上街游行，纪念“五卅“运动。国民党安康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立即指令军警当场抓捕了兴师游行学生，其中有石泉籍学生李代洵（李美如）等。5月31日，是签定塘沽协定国耻纪念日。安康县党部下令禁止学生活动。面对威胁，爱国学生毫无畏惧，30日晚继续准备次日的游行宣传工作。31日清晨，国民党驻军肖之楚部政训处长叶宗统率兵包围兴师，搜查学生宿舍，焚毁进步书刊，当即逮捕罗时佶（罗锡九）等进步学生。9月，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和帮助下，羁押在长安县政府的安康被捕师生终于获释。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的政治进步力量空前发展壮大，工人走出工厂，学生走出课堂，市民走上街头，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加入到进步力量的行列，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之中。地处偏僻的安康，也受到了爱国浪潮的影响，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走向社会，游行、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石泉县旅外同学同城镇学校师生，在寒假期间，联合开展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团体。1938年二三月间，民先北平总部派到西安工作的陆平指示兴安师范学校教员王任清在安康建立民先队。王任清首先在兴师发展徐秀云等一批民先队员。同时，由陕北公学毕业后任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三团（时驻安康县）政治教官、民先队成员马兆麟（马良卿、马常芬，石泉县人）也在兴师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这两部分民先队员合并在一起，建立了民先兴师分队部，罗锡九任分队长。该分队与中共兴师支部没有联系。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这一时期，旅安石泉籍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接受进步思想，得到了培养和锻炼，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石泉地下党组织积蓄了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组织建设

193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力到安康建立党的组织。王力到安康后，首先在兴安师范学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安康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兴师支部。期间，石泉县在兴师上学的董明钦、韦荣荫、蒙进（蒙恩福）、钟邦友等人，经王力、刘华、刘文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兴师二七级学生毕业离校前夕，中共陕东南工委指示各县的学生党员在暑假回县后，积极宣传抗日，并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中共陕东南工委组织委员刘华指示董明钦回石泉后负责石泉县党的工作。石泉籍兴师学生在暑假回县后，分别积极参与了北街小学、池河小学和江南馆女小师生开展的一次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活动。同年7月和12月，经刘华、刘文彬和董明钦介绍，石泉籍青年学生蒙子瑜、罗锡九、李美如、毛授传、焦昌海等人先后入党。1938年12月中旬，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和地委委员李开藩由省委返回安康，途经石泉，在县城北街小学后院秘密召开了石泉地下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明钦、韦荣荫、李美如、罗锡九。会议由刘文彬主持。会议内容有三项：一、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二、建立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三、派人到延安学习。经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石泉县工作委员会。这是安康地区建立最早的县委。董明钦任县工委书记，韦荣荫任组织委员，罗锡九任宣传委员，李美如任青年委员。12月下旬，县工委书记董明钦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石泉县党部书记长仲苏的怀疑和注意。为防止暴露，经地委负责人同意，石泉县工委决定董明钦去省委学习。1939年1月，董明钦离石去省委后，石泉县工委成员分工又作了新的调整，由韦荣荫担任工委书记。石泉县工委建立后，隶属中共安康地委领导。

1939年2月，中共安康地委委员刘华从省委在安吴举办的青训班学习完毕回到安康，与地委书记刘文彬到岚皋县佐龙李开藩家，召开地委第一次会议，决定刘华任组织部部长，并负责安康地区西片党的工作。佐龙会议后，刘华到石泉县北关小学任教。3月，刘华在蒙子瑜家建立了地委与省委秘密联络站。建站事宜安妥后，刘华去汉阴指导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遭捕（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加之后来地委机关遭敌破坏，石泉秘密联络站未能启用。

1940年5月，在紫阳县芭蕉口的中共安康地委机关遭敌破坏，地委组织部部长刘华脱险到石泉县池河镇李美如家，受到石泉县工委的韦荣荫、李美如、罗锡九等人接待。为了安全起见，县工委又将其转移到中池乡蒋本芳家，及时安排了他的食宿和医疗。刘华伤愈后回到省委。7月，地委书记刘文彬及地下党员吴仲壁、胡春贵一行三人由紫阳、镇巴等地辗转来到马池，隐住李美如家数日，石泉县工委韦荣荫、李美如等掩护资助，于8月2日安全返回省委。

1941年2月，石泉县工委利用敌党团矛盾，营救出被国民党石泉县党部逮捕的4名地下党员（教师）和2名青年教师。

1945年农历5月19日，县工委书记韦荣荫病故，遗职没有再补，石泉县工委组织瘫痪。

从1938年12月到1945年6月，石泉县工委共发展中共党员3名，外地转来石泉党员8人，与石泉县工委发生党的关系的党员共计13名。

由于中共石泉县工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在兴安师范学校新发展的青年学生，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参加社会活动较少，加之工委虽然建立，但仍为地下党组织，尤其是中共安康地委被敌破坏，不少党员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因而，在开展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发展党员，特别是在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等方面，严重不足，在社会实践中脱离人民群众这个基础，更没有与南区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使石泉县工委自身组织没有得到发展和壮大。

第三节 中共石泉县工委组织瘫痪后党员活动

1945年6月，石泉县工委书记韦荣荫病故后，工委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工委书记一职未曾增补，县工委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发展党员，没有开展宣传活动。

这些共产党员尽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过正常的组织生活，但还在努力为党和革命事业做贡献。1946年8月，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挺进到陕南，王震三五九旅之七一八、七一九团及旅直机关，经宁陕县于8月10日到达石泉县两河，占领乡公所。在王震部队来到石泉之前，安康专署及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就两次电令石泉县长任向午组织三个中队防卫。接令后，任向午即召开镇长会议，要求各乡在交通要道设立盘查哨，并将各乡已收到的粮食立即送到县粮赋处。同时，调各乡镇步枪40支，组织各乡镇国民兵140多人，编成两个中队，一队驻后池三官庙，一队驻饶峰街设防阻截。而时任两河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罗锡九、时任县政府督学的地下党员蒙子瑜和两河地下党员黄朝宗秘密策划，与国民党石泉县府周旋，竭力支援王震过境部队，提供粮食20多石，还积极设法保护、救治了30多名掉队的伤病员。时汶水河猛涨，不能徒涉，在当地6名船工的协助下，于11日拂晓，用两条小木船从扇子坡渡口顺利渡过汶水河，到达洋县，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2年4月，王震同志在给石泉县委的便函中批示道：“函调所述历史背景情节相符合，当时敌众我寡，战斗频繁，虽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保甲组织，但有了广大贫下中农是同情和帮助解放军的，许多负伤患病战士、干部，为人民群众掩护归了队”。王震同志对两河人民的无私帮助和支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为此，罗锡九被国民党石泉县县长任向午撤职留用。